(上接B08版)
  當校長不放棄教學
  “(校長)放棄了教學和科研,勢必得不到足夠的尊重,可能在別人眼裡就是一個‘外行領導內行’的沒有思想的管理者。”陸磊說。
  2003年離開央行,陸磊選擇了南下,在招商銀行研究部工作了兩年,陸磊覺得他更喜歡做純研究,於是來到中山大學管理學院當教授。
  “中山大學在金融學科還比較薄弱,我覺得很寂寞,於是到了人民銀行下屬的廣東金融學院。”陸磊對新京報記者說。
  在廣東金融學院,陸磊從研究中心主任、研究所所長、院長助理、副院長到代院長,一路走來,只用了3年,他便成為廣東高校裡面最年輕的校長,連他自己都覺得太快了。
  “高校校長給人感覺是仙風道骨、鶴髮童顏,但我不是。”陸磊說。他也談及提升這麼快有運氣成分,“在廣東和學校都缺少學科代言人,金融學的學科中心還是在北京上海。”
  成為高校管理者之後,陸磊依然堅持學術研究。
  在廣東的這些年,他做了不少基層金融的觀察和研究,涉及民間融資、農村金融、互聯網金融等多方面,在多家期刊、媒體發表學術論文和專欄。熟悉他的人提到,他對城鎮化改革、農村土地改革及農村金融問題,都有自己完整的想法。
  這些年,陸磊一直堅持站在三尺講臺教書育人。
  陸磊反對高校校長走下講臺,成為專職管理者的職業化做法。“放棄了教學和科研,勢必得不到足夠的尊重,可能在別人眼裡就是一個‘外行領導內行’的沒有思想的管理者。”陸磊曾對新京報記者說。
  當局長應該“大度包容”
  陸磊認為,理想中的央行研究局局長應該“大度包容”,不要總想著自己做學問,而是要能調動大家的積極性。
  這位年輕的院長在教學上也獨具風格。
  陸磊上課從不點名。他對學生們的“忠告”是:“我這門課你們覺得有用就來聽,沒用就不要來聽,但是,我可以告訴你們,不來聽是你們的損失。”
  在廣東金融學院的貼吧里,該校一位學生說道,上陸磊的課,常常是座無虛席,有時候還得早早去占位,因為低年級或其他專業的學生也會爭著搶位去聽。
  有一次,幾個學生在課後跑去講臺問他:“老師,你認為當前的股票會漲還是會跌?”他沒有做正面的回答。“我不太喜歡回答是或不是這樣的問題,這相當於禁錮了學生的思想。我教給他們知識,他就應該有自己的判斷,不要迷信權威。”
  “我希望能夠教會學生一種思考問題的本領,如果可以影響到他們,哪怕是其中一小部分人,我也滿足了。”身為教授,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成為他最大的期望。
  雖然陸磊到任央行研究局局長後未接受任何採訪,但在今年7月時他說道,理想中的央行研究局局長應該“大度包容”,不要總想著自己做學問,而是要能調動大家的積極性。
  ■ 觀點回放
  “行政權不能被交易”
  陸磊2012年接受新京報專訪,稱行政權力被市場化,是改革必須考量的問題
  2012年10月,作為新京報首屆“中國青年經濟學人”候選對象,時任廣東金融學院院長的陸磊接受了新京報專訪,以下對話系此次專訪節選。如今看來,陸磊對經濟形勢的看法依然超前,見解獨到。
  問題在“泛市場化”
  新京報:在你看來,當前(2012年10月前後)中國經濟改革的主要矛盾是什麼?
  陸磊:經過這麼多年的改革,中國已經解決了市場的問題,現在不是市場的問題,而是泛市場的問題。不是有沒有市場機制的問題,是很多應該靠另外一種約束機制來管理的東西,都按照市場游戲規則進行交易了。很多學者認為,中國的問題在於不夠市場化,在於行政管制太多,我認為錯了,我個人以為中國的問題是行政權力都能被交易的問題,這就是所謂的“泛市場化”。
  新京報:是不是說該市場的沒市場化?
  陸磊:恰恰相反,我們該市場化的都已經市場化了,問題在於——不應該被市場化的也被市場化了。有一些行政權力,通過尋租方式將權力市場化了,這就是泛市場化。泛市場化問題是現在不能不考量的問題,未來的改革方向也基於此。所以我不認為,繼續推動市場化是我們的改革方向,雖然這種觀點往往占據著道德高地。
  一些行政機構由於擁有某種審批權,其門口往往門庭若市,那麼我們應該問——審批權是不是在某種程度上被市場化了?
  新京報:如果說市場化過度了,怎麼去理解目前在金融、能源等諸多領域的設限?
  陸磊:這是在市場過程當中自發形成的由完全競爭向壟斷演進的過程;而另外一些則帶有由原有體制帶來的繼承性壟斷。
  我的主要觀點是:第一,市場是一種天然力量,自發會形成並滲透到它該去和不該去的所有地方;第二,行政權客觀存在,即使從古至今都不乏無政府主義的烏托邦,但人類文明史還沒有解決行政權力的替代者問題;第三,既然行政權是存在的,那麼不是不切實際地限制其發揮作用,而是限制其被過度市場化——它不能被交易。
  商業、行政體系須隔離
  新京報: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的過程中,行政權力逐步放鬆,就容易形成灰色交易地帶,形成泛市場化,這是必然的過程吧?
  陸磊:一定程度上可以這麼說,但不完全是,這跟計劃經濟或市場經濟的關聯度並不是非常大。準確地說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會出現的。
  其他資本主義、市場經濟國家和地區在發展中都面臨過這樣的問題,比如香港的廉政公署如何成立的?就是因為當時香港警察、公務員問題突出,跟現在的內地一模一樣。
  泛市場化的現狀導致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,觸發了很多政府與社會的矛盾。
  我們看看幾乎每個貪官的懺悔史都是一開始想做個清正廉明的官員,再過幾年沒有加強思想觀的改造就誤入歧途,一開始很膽小,後來膽子越來越大。
  為什麼我們這些很有理想的官員逐漸變成這樣?因為他置身於市場當中,置身於商業體系當中,而不是簡單的行政體系當中。
  所以商業體系和行政體系必須隔離,就這麼簡單。
  最期待收入分配改革
  新京報:在市場層面,你認為哪一項改革最值得期待?
  陸磊:收入分配改革是個偉大的改革,主旨是減稅鬆綁,這就會使政府部門減少自身收入來源,老百姓獲得更多的收入。
  但收入分配改革有個更加凶險的問題,多收企業家的稅,政府收入不改變,再投入醫保教育,這樣會出現移民效應,或者出現產業空心化效應。我認為,首先要遏制支出,政府別乾那麼多事。這是我最期待的改革,但也怕出現風險。
  (蘇曼麗)  (原標題:“金融腐敗學”研究者執掌央行研究局(2)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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